
明朝末期,有一位武将,他在崇祯皇帝请求他出征勤王时,选择了袖手旁观;然而,在崇祯自缢后,他却痛苦哀嚎,悔恨不已,甚至痛哭流涕。他便是宁南侯左良玉。
左良玉生于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,在东昌府临清州。由于年幼时父亲去世,他由叔叔抚养长大。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,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,但这一段艰苦的成长经历却磨砺了他的生存能力,使他能在动荡的社会中保持生存。
在万历年间,左良玉投身军旅,通过聪明才智和善于管理士兵的能力,从普通士兵一路晋升至辽东车右营都司的高位。崇祯元年(1628年),宁远卫爆发兵变,辽东巡抚毕自肃因无力平息叛乱,羞愧至极选择自尽,而左良玉也因连累此事被罢职。通常情况下,左良玉在被罢官后很难再有机会,但命运却给了他一个转机。
展开剩余85%第二年,皇太极带领大军从龙井关、洪山口、大安口突破明朝防线,攻占遵化,并逼近京师。在国家危急之时,崇祯急需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上阵,左良玉也因此恢复了官职,跟随孙承宗参与抵抗。
“己巳之变”后,左良玉凭借收复失地的功绩,再次获得升迁,并与游击将军曹文诏一同获得赏赐,调任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麾下。与侯恂的相识成为了左良玉命运的转折点。
崇祯四年(1631年)七月,皇太极再次出兵攻打锦州,山海关总兵尤世威因有其他任务未能援助,侯恂推荐左良玉前去解围。这一战,左良玉成功击退后金军,并因此升任副总兵。副总兵与总兵之间没有直接上下级关系,但副总兵拥有指挥一支部队的权力。从此,左良玉开始独立指挥作战。
崇祯五年冬,西北农民起义军被曹文诏追击,溃逃至怀庆府一带,朝廷为此召开了紧急议会,决定调集陕西、河南及京城的兵力,合力消灭义军。同年年底,左良玉率两千昌平兵南下,成功执行了截击义军的任务。
虽然左良玉的兵力不多,但昌平兵是边军的精锐部队,对付义军绰绰有余。正是靠着这些初始的优势,左良玉的左家军迅速壮大,最终发展至数十万人的规模。
崇祯六年正月,左良玉在河北涉县大败义军,流寇因此大为惧怕,纷纷称他为“左爷爷”,只要见到左军的白旗,连三五骑的义军也会迅速溃散,左家军的威名由此广为传扬。然而,就在此时,朝廷却开始干预,令左良玉的运势遭遇阻碍。
崇祯五年闰十一月,孔有德、耿仲明等两部因缺乏给养在北直隶举兵造反。崇祯六年二月,叛军杀回山东,造成了严重混乱。为了镇压叛乱,朝廷将四川副总兵邓玘调往平叛,并派遣两名太监前往监军,调集京营兵力支援。与此同时,左良玉等也因不满宦官监军而选择按兵不动,致使义军成功逃脱。
结果,义军趁着黄河封冻再次突破包围,重返河南,给朝廷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为了解决局面,崇祯决定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,总揽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的军事事务。
崇祯七年,义军被打压至陕西汉中。虽然左良玉暂时未直接参与,但不久后,义军再次突破陕西防线,分兵三路攻占甘肃、湖广和河南。河南的官军因士气低落无法有效应对,左良玉虽是军中将领,但也未能有效出战。
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,崇祯决定改变指挥结构,将洪承畴任命为五省总督,并为其许下重赏,期待其能有效剿灭义军。在洪承畴的指挥下,左良玉积极行动,一度成功将义军赶出了河南,但随着义军继续扩张,形势逐渐失控。
随着战局的发展,张献忠、李自成等义军首领开始联合行动。崇祯九年,李自成和张献忠在长江一带进行联合进攻,攻占了襄阳。随着官军的失败,左良玉开始感受到形势的变化。因局势日益复杂,左良玉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对朝廷的不满,拒绝再按照命令作战。由于内外压力,左良玉的战绩开始出现问题,直到最终失去对北方的控制。
然而,左良玉并未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,他仍凭借数十万部队在武昌一带活动,并逐渐积累了大量的流民和士兵。由于无法支付军饷,左良玉向地方藩王请求支援,却因不满得到的支持而放纵士兵洗劫武昌。
最终,张献忠入侵武昌并自立为“大西王”,同一时期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。两大义军在争夺地盘中展开激烈对抗。尽管局势动荡,左良玉仍保持一定的影响力,但也逐渐暴露出其领导下的军纪混乱和政策失败。
当李自成最终进军北京时,崇祯决定从吴三桂和左良玉等人中挑选精兵守卫京城。但由于各种战略失误和内部分裂,最终大明帝国无力抵挡义军的进攻,导致崇祯自缢身亡,明朝灭亡。左良玉在得知这一消息后,痛哭不已,深感后悔。
左良玉的一生可谓充满了背叛和失败。他原本依靠策略和巧妙的应变,成功掌控了数十万人的军队,但由于对军纪的放纵和朝廷腐败的支持,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结局。他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悲剧,更是整个明朝制度失效、政治腐败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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